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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羊之年︱1955年:胡适遭批判谭其骧、杨树达赴

更新时间: 2019-11-18

  度娘说:“1955年是一个平年。在中国是乙未年,也就是羊年。它的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。”接着度娘列举了这一年发生的“大事”,笔者感觉以下几件比较有意思,选摘如下:

  3月29日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》,并拨出1500部收音机给云南、贵州、西康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广西、内蒙古和海南岛建立收银站。

  7月18日,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,撤消热河省,将其所辖市、县、旗分别划归河北省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;撤消西康省,将其所辖市、县、自治州划归四川省。

  当然,这一年有不少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,也有很多婴儿呱呱坠地。就举两个最有名的吧:2月24日,史蒂夫•乔布斯来到这个世界;4月18日,阿尔伯特•爱因斯坦离世。

  如果回到1955年,日本百姓大概会很高兴,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起飞,日子越来越好过。日本人重视教育,战后十年在这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:高中入学率急剧增加,1955年其入学率为50%,到1970年增至82%,到1980年更增至94%。

  不过,在那个“大众化、官僚化及利润化的体制下”,日本的本土文化及休闲活动一如战前,与社区庆典有密切关系。“个人以至家庭的各个重要日子,例如婚假、生日、丧礼等等,都在一个亲切环境中庆祝。直到1950年代末,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在家内出生,接生者不是医生,而是接生婆,大部分人亦死在家中。婚丧喜庆诸事,通常在农村较大的家宅或寺庙中举行,很少会在专门为婚丧喜庆服务的商业化场所办理。”

  当然,日常生活还是有各种改良,居住环境也日益“现代”:“睡房与餐厅/厨房空间已区隔开来,桌子亦配上座椅,不必再坐在地板上。小孩们亦可以拥有自己的睡房。在高度成长年代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,丈夫每天都搭火车通勤,由上述种类的家庭到办公室或工厂上班,工作是全天候的,而且忙碌紧张。太太则会兼差赚外快,但她主要的工作则是照顾小孩,孩子的数目通常不会超过两个。”

  这个时期,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大体还能维持传统。资本主义的东瀛如此,一水之隔的社会主义中国亦然。这一点,我们读谭其骧1955年的《京华日记》,就能有所体察。

  1954年秋天,问及吴晗历史地名的工具书,吴晗推荐了杨守敬《历代舆地图》,并建议将此图加以改进,得到赞成。不久,“重编改绘杨守敬《历代舆地图》委员会”(简称“杨图委员会”)成立,由吴晗、范文澜主持,决定聘复旦大学的谭其骧赴京主编。

  1955年2月11日,时年45岁的谭其骧乘火车进京。下午1:15开车,次日深夜11:50抵京。先是住在地图出版社,4月搬到中科院历史二所宿舍。这一待就是一年半,1956年8月返沪,将近四个月后再次赴京工作。

  这一年中科院历史所开展了批判“二胡”(胡适、胡风)资产阶级思想运动,及肃反运动。年初,荣孟源在《中国青年》第2期发表了《胡适这个人》。他在文章中说,胡适继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,是上海滩上的小流氓、洋奴才,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是一个卖膏药的骗子,当上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、大买办的文化领班。

  批判“二胡”这出戏,谭其骧在京期间自然也逃不掉。他一抵达北京,2月13日就在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恽逸群的陪同下,访问中国科学院第一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。谁能料到,不到3个月,5月11日上午谭其骧到地图出版社,得知昨天下午恽逸群被捕。大约一周前,谭其骧去北京饭店参加九三学社九周年纪念会,听周扬传达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报告。不仅赴会学习,批判的新动态也要了解。据谭其骧日记,5月19日他翻阅了《胡适思想批判》,5月26日看范文澜《论胡适》一文。一个月后,“上午所中侯所长(侯外庐)作学习报告,指出上星期缺点及今后开展方针。下午开小组会谈体验,回所方知,即参加”(6.28)。很快,余上沅(复旦外文系教授,谭其骧读暨南大学时的英文教师)、吴歧已宣布为胡风分子(6.30)。7月开始,几乎每天开小组会,每人检查。7月2日,谭其骧做检查报告,说自己“主要毛病为名士、飘飘然、温情主义,不分敌我、享乐”。

 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,谭其骧工作照旧,在京生活跟他二十多年前的情景相当。1932年,谭其骧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当馆员,负责汇编馆藏方志目录。北平图书馆坐落在北海公园西南,环境优美。谭其骧晚年回忆往事,写道:“这三年的图书馆生活,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。”

  几十年后进京,生活似乎基本上还是老样子,尽管整座京城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”。比如,跟李平心等人一同游故宫(3.27);与周有光在都一处吃饭,饭后在大栅栏一带闲逛,当晚一起看杨宝森唱《骂曹》《洪羊洞》双折,“相当过瘾”(4.27)。过了几天,又去长安剧院看杨宝森《杨家将》(5.2)。菜根香进晚餐,便宜坊小饮,闽江春吃饭,隆福寺吃锅贴……

  谭其骧爱看戏,到了北京怎可错过。于是,《京华日记》里留下不少痕迹:四牌楼听打鼓(5.4);“饭后至市场听说书,说书者为一旧知识分子,讲清史,全本事实,所知甚多,可怪”(5.9);听上海评弹(5.11);下班后到俞平伯家晚饭,饭后唱曲(5.13);金鱼口听相声(5.29);“晚应周有光约,赴劳动剧场看张君秋《彩楼配》,演至《评雪访踪》时掉点,www.78927.com匆匆即归”(6.11);与弟弟谭其飞一起,到长安大戏院看赣剧《借靴》《抛花装病》《断桥合钵》三折,“前末二折尚佳”(6.26);到珠市口看秦腔《秦香莲》,“生角王晓云,唱得不错”(6.28);在天桥剧场看马连良《十老安刘》,“油滑依然”(8.2)……

  看戏听书、吃馆子、逛旧书铺,这是谭其骧业余的主要享受。这几件享受大体还是故都状态,不过也有发生变化的。夏天上公园,也是谭其骧在故都养成的一个习惯。当年他常去的公园有两个,一是中山公园(简称公园),一是北海公园(简称北海)。“凡是到过北平的人,哪一个不深刻的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?”一句话,上公园是故都知识分子的重要消遣。但到了五十年代,谭其骧却没有了逛公园的雅兴。为何?民国年间,公园是知识分子的休憩之地或公共的乐园,旧友新知,可以在茶座上海阔天空,谈至深夜也没有管。而今,公园有了上下班的时间,下午五点服务员就在茶座边扫地,泡茶馆的兴致因此烟消云散,只能散散步而已。

  这一年,同为九三学社成员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杨树达也到京一游。9月22日早上六点半抵达北京,11月24日乘火车返回长沙,在京两月有余。他这次赴京,似乎是应中科院之邀,看看有无可能留京工作。

  这年6月1日,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成立。郭沫若为学部主任,张稼夫为副主任,刘大年任学术秘书。6月5日,杨树达看到报纸登载6月3日国务院令,中科院选出学部委员233人,其中社会科学部委员61人。杨氏认为,“如郑振铎、黎锦熙、吕叔湘皆与焉,大概取广泛主义也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原南京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张元济、柳诒徵、陈达、周鲠生、钱端升、顾颉刚等未能入选这个61人的名单。

  据刘大年回忆:“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:一条是政治的标准。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,拥护。另一条是学术标准,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。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,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。根据这个要求,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作学部委员的人选来。然后,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。”

  杨树达虽对这个名单持保留意见,但自己能入选学部委员,应该还是很高兴的。入京工作一事,其实早在1953年10月29日就出现在他的日记里。11月6日他收到在京工作的侄子杨伯峻的来信,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,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,从事研究,事由郭沫若主持。据峻所知,见邀者除余外,尚有陈寅恪、顾颉刚云。为学术计,此事至可喜,不关个人也。”等到12月17日,消息比较确定了:中国科学院将成立上古史研究所,郭沫若自兼所长,会请杨树达等人入所从事研究。

  赴京工作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房子居住,但“科学院觅屋不易”,杨树达似乎很犹豫:“余或当以科院名义留湘工作,如此亦佳”(1954.2.11)。不久,就看到科学院的公文,询问杨的意见。“余云年老不能多受拘束,书籍颇多,房须容纳家口六人,以预备令娴女来京也”(2.26)。

  家口众多,“长安居,大不易”。此为杨树达及家人的生活照,摄于1931年,北平。后排抱小孩者为杨树达先生,所抱者为老八杨德庆;与杨树达并排站立者为其岳父张训钦先生;中排抱小孩者为张家祓女士,所抱者为老七杨德豫;与张家祓并排坐者为其同父异母的妹妹;前排左为大女儿杨德娴,右为二女儿杨德纯。

  对于北上,杨树达初闻欣然、继则犹豫,而陈寅恪态度很坚决。从姚薇元的信中,杨树达得知,“寅恪以多病辞不北行,举陈垣自代。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学院,谓解放数年,绝不重视史学,至此老成凋谢之际,乃临时抱佛脚,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”(1954.3.28)。

  回到杨树达的北京一行。尹达、冯友兰、金岳霖都曾邀他留京工作,然而,“院既无适当之房见给,看几处房屋,买屋亦难成就,决作归计也”(1955.11.9)。而且,整理古籍等工作,“在北在南皆可作也”(11.21)。于是,杨树达决心返回故里。